收入分配改革廣受社會關注。分配問題存在于分工協(xié)作的社會共同體之中。在復雜的經濟社會體系中，分配的核心是通過制度安排顯現(xiàn)出來的國家、企業(yè)和居民三者之間關系。其中不僅蘊涵著分配的比例關系，更重要的是，國家、企業(yè)和居民這三者同時是三大分配主體，其在整個分配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、權力和權利、責任和義務等多個層面的關系界定，對應著不同的分配格局。

當前國家與居民的關系，整體上仍一直在延續(xù)計劃經濟時期的體制，把所有居民劃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，形成了城鄉(xiāng)分治的體制。這個體制的背后是兩種所有制、農業(yè)與非農產業(yè)、兩種社會身份、兩種生活方式、兩種社會組織方式、兩種人際交往方式、兩種文明。如果說，在計劃經濟時期，出于國家快速推進工業(yè)化的需要，城鄉(xiāng)分治還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那么，在大力發(fā)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，城鄉(xiāng)分治導致經濟二元化、社會二元化。

更重要的是，市場化改革把農村居民從一開始就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。農村改革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民，工業(yè)化也使農民作為生產要素流動，獲得了外出打工賺錢的機會，農村居民的生活狀況有了較大改善。但需要看到，在農村無法積累財產，或者說，在農村積累的財產是無法變現(xiàn)帶走的。因為城鄉(xiāng)兩個市場受體制阻隔，生產要素并不能在城鄉(xiāng)之間暢通流動。

其中最大問題是農村土地市場不存在。這使農民無法積累財產。無論投入到承包地里，還是住房上，農民積累的財產無市場價值，農民一旦離開農村，就會變成無產者。由此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，在農村有一個巨大的“分配漏斗”，即無論農村居民收入增加多少，離開農村就會變得一無所有。就好比一個沒有底的木桶，固定在地上還能盛水，一旦拎起來，所有的水都會漏光。農村居民收入增加，可以改善眼前的生活，但以不離開農村為前提。這與我國現(xiàn)階段的人口、家庭城鎮(zhèn)化趨勢是相悖的。構建農村土地市場、宅基地市場、住房市場是縮小城鄉(xiāng)差距的重要基礎。

由于農村住房市場不存在，僅住房這一項，就使城鄉(xiāng)居民之間的財產差距迅速擴大。在集體所有制土地上的住房，即使是靠近城市，其市場價值也是不確定的，更不要說遠離城市的偏遠鄉(xiāng)村。如何在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基礎上，通過制度設計來構建一個市場，堵住收入分配上的漏斗，使農村居民能積累財富，這是正確處理國家與居民關系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

在國家與居民關系中，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，與不同社會身份連在一起的不平等待遇。這不只是戶籍問題，還包括同工不同酬、同單位不同待遇、同城不同權利。即使取消戶籍，這種社會歧視也非一下子能消失。社會歧視的消除需要一個過程，社會不同群體的相互融合難以一蹴而就。

當前面臨的首要問題是，要解決好已經進城的農民工的同城待遇問題。在現(xiàn)有城鎮(zhèn)化率51%當中，只有35%的居民能享受同城市民待遇，另有16%的常住人口至今無法享受同城市民待遇，這是城鎮(zhèn)化質量不高的突出表現(xiàn)。也可以說，這是城鄉(xiāng)二元化被復制到了城市，在城市里形成了新的二元化，實質是隱形的“貧民窟”。

按照常住人口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務，中央、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標準和轉移支付標準都應進一步調整完善。調整的方向應是從農村、中西部等基于地域的靜態(tài)傾斜轉向基于人口流動的動態(tài)傾斜，讓公共服務“跟人走”，而不是“讓人找”公共服務。只有這樣，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才能順應新時期城鎮(zhèn)化的要求，并從根本上改善農村居民這個龐大群體的未來分配狀況。

從居民和企業(yè)的關系來看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“資本說了算”，勞動者在資本面前是天然的弱勢者。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保護，勞動者權益是難有保障的，工資與利潤的天平總是會向資本一端傾斜。從國家和企業(yè)的關系來看，如果政府站在企業(yè)一邊，固然有助于經濟高速增長，但同時也使經濟增長的成果通過企業(yè)越來越多地集中到社會少數(shù)人手中，容易導致居民分配占比下降，消費率下降，也導致產業(yè)結構扭曲。

上述三者關系改革遠遠超出了分配本身，實際上涉及到國家制度體系的各個方面，就分配論分配，只會形成治標之策，而不能治本。在當下規(guī)范分配秩序的同時，需要從國家、企業(yè)和居民三者關系入手，重點從國家與居民的關系先行突破，帶動三者關系的整體轉變。（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、研究員）

　　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，如有文章來源系網絡轉載，本網系信息發(fā)布平臺，如有侵權，請聯(lián)系本網及時刪除。